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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著名殡葬理論專家喬寬元先生因病辭世,留下了他念茲在茲的殡葬理論研究事業。一年間,學界、業界很多同仁都在表達同一種情愫:喬老師並沒有離去。因爲我們都還在喬老師建構的殡葬理論體系中研究;還在喬老師塑造的殡葬話語體系中言說;在喬老師創立的理論框架下實踐……但是,人們已再也不能見到喬老師的音容笑貌,喬老師確實已經離開我們了。

       上海市殡葬服務中心、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作爲“喬氏殡葬理論”誕生的主陣地,有近水樓台之利,在各界支持下,我們發起了《觀天化成 寬元人生——喬寬元先生紀念集》的編印工作。《紀念集》收集整理了先生自述、要論,和友人、親屬、同事、後學撰寫的回憶文章,輯錄成冊,以此向先生致敬,更意在傳承殡葬學術薪火、構建殡葬學術新格局。《紀念集》以先生倡導的“保留人生文化”爲主旨,從多個層面勾勒了先生的學術譜系和精神畫像。感謝澎湃新聞的慷慨支持,使我們能夠先行發表三篇紀念性文章,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對喬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理論素養及其對于殡葬業界産生的廣泛影響有所了解。同時,也希望借此使更多的國人關注殡葬文化的研究,關注殡葬事業的發展。

       上海理工大學管理系副主任魯虹副教授多年追隨喬先生從事上海殡葬研究,回憶文章文章對先生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精到總結、歸納;中央民族大學馬金生副教授的文章,通過與和喬寬元先生人生交集的幾個片段的回憶,不僅對喬寬元先生的思想觀點多有呈現,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一位盡心獎掖後學的藹然長者形象;中國殡葬協會公墓工作委員會趙小虎主任則結合工作實踐,論說了先生在殡葬科研領域的突出成就及其對殡葬業發展産生的影響。

       斯人已去,其道猶存。對曆史最好的紀念是創造曆史,對思想者最好的紀念是繼續思想。在喬寬元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謹以此表達對喬先生深深的懷念和敬意。(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長 劉平)

       喬寬元教授退休以後,他憑著一腔熱情和執著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殡葬研究工作之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爲我國殡葬行業理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喬寬元教授從事殡葬研究20年中,主持了“殡葬學科叢書”(20部)和“殡葬實務叢書”(30部)的編寫工作。主持並參與了《殡葬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民政部)、《殡葬服務市場發展戰略研究》(民政部)、《殡葬標准化發展戰略研究》(民政部)、《國務院殡葬管理條例修改研究》(民政部)、《殡葬清潔生産研究》(上海市科委)及《上海市殡葬管理條例修改研究》(上海市民政局)等20多項課題研究。參與並負責了多個殡儀館及公墓發展戰略研究及CIS策劃研究。《海葬常態化運作模式研究》獲民政部科研獎。在20年的殡葬研究事件中,喬寬元教授已形成了一套殡葬研究的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對于我們年輕學者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一、從曆史的角度來研究殡葬問題

       我在研究中國殡葬協會課題“中國公墓生態葬現狀及趨勢分析”課題時,曾就“什麽是生態葬”向喬老師請教,其間提到“有人認爲,傳統的土葬是最生態的,遺體火化本身並不生態”這一問題,請問他的看法。

       喬老師指出,殡葬問題的研究要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遺體經火化後,在體積上僅剩5%左右,重量上僅剩10%左右,遺體火化的減量化、無害化效果十分明顯,用火化方法處理遺體對于實現遺體體積的減量,從而節約安葬遺體的土地,以及防止帶病遺體的二次汙染,從而遏制瘟疫的傳播,在當時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從生態環保的視角看,骨灰墓葬相對于遺體墓葬,其改革初衷是“生態”的,或者說其方法是具有“生態”特征的,這種葬式成爲了遺體火化的“生態”初衷和“生態”特征的體現和承載體。但在現時代,骨灰墓葬的傳統形態所暴露出的耗地、硬質化、白色化等問題,已經與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不相適應。在土地承載力已接近極限、環境承載力也已接近極限的我國大、中城市,傳統的骨灰墓葬這種葬式是不可持續的。他認爲,生態葬的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于每一種葬式可以嘗試用“生態度(生態程度)”來衡量。

       喬老師的回答給了我很大啓發,後來,我將葬式研究加入“時間維”,防止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提出,在生態葬式的設計和推廣中,老公墓和新公墓在方法和側重點上要區別對待,評價標准也應該有所側重,在“老齡公墓”中急需堅決的是如何走更集約的發展道路,努力將生態葬的設計推廣和老墓改造相結合。

       二、從系統的角度來研究殡葬問題

       我在研究上海民政局課題“殡葬服務收費管理研究”調研時發現,殡儀館四項基本殡葬服務一直定位于社會公益性服務,價格管理部門對基本殡葬服務價格的調整一直持謹慎態度,目前的收費標准基本都是10多年前制定的。例如,2015年益善殡儀館核定的基本火化費成本就已達到451元,但現在的收費價格仍然是180元,而按180元收費的辦法已實施了20多年。殡葬服務單位要求提高基本殡葬服務收費的呼聲很高,調高基本殡葬服務收費標准的願望已有多年,並日益強烈。那麽,在現條件下,是否應該上調基本服務收費呢?課題研究中,我就上述這個問題借會議間隙向喬老師請教。

       喬老師語重心長地告訴我,開展重大政策研究,必須從系統的角度看問題,要強調系統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他以他自己的經曆告訴我,學者常常拿出的調查結論報告,政府卻難以采納,爲什麽?因對社會複雜系統缺少認識。因此,他告誡我,“基本殡葬服務作爲公共産品,其價格是公衆用以衡量和評價殡葬服務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的一個重要指標,十分敏感。爲此,政府也高度關注。當前,上海正努力加大面向困難群體及海葬等有關服務項目的收費減免、獎補的力度,在嚴格執行市、區相關減免優惠政策基礎上,研究如何進一步擴大免費範圍。因此,在我國,基本殡葬服務收費總的趨勢是:或減或免,加快推進殡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以上大背景下,關于基本殡葬服務價格是否調整的問題,應運用系統觀,從社會效益的多個維度進行綜合評價,要堅持社會和諧發展的原則、堅持殡葬改革的原則、堅持成本核算的原則”。

       在喬老師的啓發下,我從系統論原則出發,設計出“基本殡葬服務價格調整政策評價指標體系”,對是否調價請專家、殡葬工作者、社會公衆進行打分。從研究結果來看,維持模式是目前的“滿意性方案”。這次研究也讓我對喬老師常挂在嘴邊的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西蒙的觀點理解更加深刻:尋求“滿意”與追求“最優”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關經濟行爲”中可以獲得“多得多的支持”。“滿意性方案”也許不是“最優”的選擇,但對于政策的制定很有意義,它是一種科學、民主産生的方案,因而有很大的可行性。

       三、從定量而不僅僅從定性的角度來研究殡葬問題

       我在研究國家民政部“殡葬服務市場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時,發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和殡葬事業的科學發展,殡葬行業也已出現了民營和外商獨資等非國有形式的企業以及大量的殡葬服務中介,表明了殡葬服務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但面臨的新問題是,殡葬服務市場的漸現無序和混亂,造成了殡葬消費者對殡葬服務的質疑和不信任,出現了“壟斷”“暴利”“死不起”等的呼聲。中國殡葬服務行業改革勢在必行,其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爲殡葬服務市場進行戰略謀略,而開展對當下殡葬服務市場化程度的評價,是進行殡葬服務市場戰略謀略的基礎工作。

       为此,乔老师建议我,对当下我国殡葬市场化程度的描述,不能仅仅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描述,急需构建殡葬服务市场化程度评价体系。他还给我找来了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书,他说,他看了挺有启发的,所以帮我借来了,不知对我是否有用。

       現在想想,喬老師實在是太客氣了。在喬老師的啓發下,我們課題組構建了中國殡葬服務市場化程度評價體系,然後以上海地區的殡葬服務市場爲例,進行上海殡葬服務市場化程度評估。評估表明,上海公墓業的市場化程度要高于殡儀館,上海殡葬服務部門的結構呈現多樣化,殡葬服務要素資源市場化程度較高,殡葬服務管理的政府機構的臃腫度不高,殡葬服務市場的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低等結論。從而順利完成了課題的研究。

       中國有句古話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說的是傳授給人既有知識,不如傳授給人學習知識的方法。喬寬元教授在指導我進行殡葬學術研究時,他總是肯定我的每一個想法,又在關鍵之處給我以啓示、引導我思考。

       喬老師,對年輕一輩和藹可親。他雖然也稱得上是大家,但是沒有什麽派,每次開會他總是早早就到。他有好多學術觀點,我學了很多,在作風上也是。他在學術上勇于創新,在德行方面平等待人、誨人不倦,都值得我們後人去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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